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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交警眼中的上海交通治理之变:说“凭什么罚我”的人越来越少了

2019/10/10 0:27:56

一位交警眼中的上海交通治理之变:说“凭什么罚我”的人越来越少了

 

早班7时上岗,徐汇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民警刘人杰连续跑了好几个过去的交通违法高发点:虹梅路江安路,肇嘉浜路天钥桥路,华山路虹桥路,无论是此前常见的违法停车,还是取证存在难度的违法变道都已明显减少,交通秩序好转,道路也较过去顺畅。
 

从2012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交警站上马路,到亲历去年开始的上海交通大整治,刘人杰清晰地感受着上海交通治理这些年来的变化。

 

意识之变: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2012年1月,我第一次作为交警站上马路,第一个任务是参与衡山路宛平路的交通管理疏导。高安路一小就在宛平路上,我至今记得那里早晚高峰接送孩子的场景:一到上学放学时间,宛平路建国西路上停满了接送孩子的车辆,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疏散这些车辆,恢复道路畅通。


建国西路是一条单行道,尽管我们辟出一条车道给家长临时停车,但仍有驾驶员将车停在逆向的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非机动车骑行。当时有骑车市民拉着我说:“路都被违法停车占了,交警到底管不管?”我跑去处罚违法停车,驾驶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我送孩子上学,不停这里停哪里?停在这里的车多了,你凭什么只罚我一个?”


“凭什么只罚我一个”是我刚当交警时,最容易听到的抗拒处罚的说辞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易发难管”。上海交通治理从传统注重“排堵保畅”到更加注重“严管严罚”,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源。
 

去年4月上旬,上海交通大整治刚刚开始不久。我在沪闵路桂林路路口查处机动车实线变道,远远发现一辆出租车涉嫌违法变道。 
 

我把车拦下来,驾驶员是个老司机,连声问道:“隔那么远你能看得清?你有视频监控探头?我查过的,这里没有探头。没有证据你凭什么罚我?”言罢竟然向周围经过的市民喊:“警察没有证据也想罚款,不是瞎搞吗?”——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过去我们在交通执法管理时,一些驾驶员不仅不肯配合,还辱骂推搡交警,甚至因此闹到派出所。
 

严格执法必须规范执法,严管严罚必须讲求证据。我平时在路口执法时,特别是针对实线变道、闯公交专用道等瞬间性交通违法行为,会将警车停靠在视野合理位置,打开行车记录仪对常发、多发、易发违法行为的区域进行不间断拍摄取证,成为我们执法者的“记录眼”。
 

当我向这名驾驶员和周围群众回放行车记录仪上拍下的违法影像时,不仅当事人无话可说,也是在向周围群众传递上海交警执法的规范和力度。
 

规矩和风气需要执法者严格管理来逐步塑造。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发现上海交通正在出现积极的变化:说“凭什么罚我”的人越来越少,需要派出所增援的时候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不少违法者一被交警拦下,反而主动道歉:“对不起,是我疏忽了!”

 

技术之变:
执法从录音录像到人机互动
 

我工作之初,上海已经为每位民警配备了一支录音笔,记录执法全过程既是对民警的监督,也是对民警的保护。然而录音笔毕竟只能部分还原现场状况,有一次,我查处一起机动车违法停车,按程序请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没想到我正在翻阅时,对方竟然一把将证件抢走,再不肯和我对话。直到我呼叫增援警力到场后,驾驶员才终于交出证件接受处罚,整个过程耗费了半个多小时。
 

2014年,我们一线民警全部配备了可以拍摄视频音频的执法记录仪,2016年记录仪再次升级,性能更加稳定。我也由此形成了新的执法习惯:先取证、后核查,先固定、后查处。
 

路面的电子警察、指挥中心的视频巡逻平台、庞大的数据分析系统……上海交通管理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我们一线交警就是要让这些技术的价值获得最大程度的发挥。每逢专项整治、酒驾查缉、夜间设卡等集中行动,我们会提前赶到路口、路段勘察地形和路面情况,报请支队视频监控室将监控探头拍摄方向调整至执勤区域,让“实兵”与“视频”形成人机互动。
 

有一次,我和同事查到一辆无牌机动车闯红灯,我一拿到驾驶员的驾驶证、行驶证后,不是立即开具处罚决定书,而是习惯性地将证件在取证仪前停留片刻,人员身份、车辆信息记录就有了视频记录。就在我们准备用警务PDA核查信息时,驾驶员竟抢过证件跳上车,飞速离开。我们立刻报告指挥中心呼叫前方岗位拦截,同时调出执法记录仪中的驾驶员和车辆信息。
 

经过一比对,我们就明白这名驾驶员如此慌张的原因——他的驾驶证记分已超过上限。随后,我们通过视频固定下来的信息,与这名驾驶员取得联系,为他权衡交通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利弊。经过规劝,这名驾驶员主动找到我们接受处罚。

 

理念之变:
另一种源头治理模式在探索

 

从警5年,从“排堵保畅”到“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今年春节之后,我明显感觉到上海交通违法数量在大幅下降:过去我在虹梅路江安路,一个高峰时段能抓到20辆实线变道的车辆,甚至有人敢在黄线处直接违法调头;如今再到这里,这样的违法行为降至个位数。
 

另一个明显的感受是,道路交通状况持续向好。有时我会回到5年前最早上岗的衡山路宛平路,这里来接送学生的车辆依然那么多,可是流转率明显提升,车辆几乎全部即来即走,遇上没有车位,不少家长会绕一圈再来,他们说:“违法成本有点高。”
 

这里是一处典型的上海中心城区路段:道路资源极其有限,但交通出行量之高与现实成反比。传统的解决思路是到附近“挖掘”可供停车的支小马路以满足需求,但这样的“挖潜”远远无法彻底满足城市庞大的交通需求量,一些专家也预见“交通资源越多,吸引车辆越多”的集聚效应。
 

“源头解决”是否只有满足需求一种方式?我想,上海交通治理正在探索另一种“源头解决”模式:通过资源合理利用,约束驾驶员设计合理的出行方式,有限使用私家车,更多利用公共交通、慢行交通出行。
 

在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型城市,每一个市民都是交通参与者。交通的治理除了包括交警在内的政府部门管理、企业单位的参与,更离不开所有市民出行理念和行为方式的科学转变——这样的转变,何尝不是另一种“源头治理”?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